引 言  

　　中国电影从上世纪初起步，至今已走过近百年历史。在这过程，中国电影不但有了长足的发展，还带着每个时代的烙印，一步步走向世界。现在中国每年出产的电影，仅故事片就有近百部，看电影在眼下也是很普通的事情了。然而早在八十多年前，对中国人而言，看电影还是一件新鲜事，当时电影院里放映的也都是外国电影。正是郑正秋编导的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揭开了中国电影的序幕；也是郑正秋，创办的中国第一所“电影学校”，成为了中国电影发展的摇篮；更是郑正秋，始终坚持的“教化大众”的编导理念，第一个指明了中国电影的前进方向。　　  

　　一、萌芽于少年时代的民主意识  

　　在广东省潮阳县成田镇，有一个叫做盐丁的小村庄，这里风景秀丽，四季如春，那就是郑正秋的家乡。鸦片战争后，郑正秋的祖父郑介臣赴沪经商，开了家郑洽记土栈，并成为巨富。郑正秋出生于1888年12月4日，为了让孩子认得老家，三岁那年，小正秋被母亲张太夫人从上海带回祖籍盐丁村。老家迷人的田园风光、婚丧习俗、潮剧潮乐，乃至在家祠私塾的学习经历，都给幼小的郑正秋留下极其深刻印象。这从他后来所拍摄的电影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潮汕文化的对他的影响有多深。两年后，小正秋随母亲返回上海，受教于嘉定人庄乘黄。在他的点拨下，小正秋不仅打下了较好的国学基础，练就一手好字，思想上更深受老师不满清王朝腐朽统治的影响。翌年，10岁的小正秋进入育才书院就读。

　　1902年的一天，这所座落于上海公共租界白克路（今凤阳路）、兼收中外人士子弟的育才书院，突然爆发一场小小的“学潮”：一群少不更事的学童，小的十二三岁，大的不过十六七岁，轰地拥向校长室，要求学校取消体罚。

　　原来，在一向以教学严谨著称的育才书院，“体罚”早已是习以为常的事了。这天上课时洋先生又要体罚一个学生，不料却遭到一个瘦瘦小小的学生的反对。“先生对我们讲授‘平等、自由、博爱’的道理，可为什么常常体罚学生呢？难道这就是‘平等、自由、博爱’吗？”这个看上去不过十三四岁的学生的一席话，把洋先生问得满脸通红。洋先生怒而转向全班学生：“这位同学袒护犯错误的同学，大家说，这样做对不对？”平日里对体罚早就愤愤然却敢怒不敢言的学生以沉默作答。  

　　“下课！我要向校长反映……”恼羞成怒的洋先生夹起皮包冲出教室。  

　　见这阵势，那责问老师的学生索性大声问同学们：“我们也找校长，要求取消体罚，好不好？”  

　　“好！”  

　　在校长室，这位洋先生和学生们形成尖锐对峙。育才书院创办以来破天荒的一场“学潮”，就这样发生了。几天后，在一次全校大会上，王植善校长向教职员工和学生郑重宣布：“从今往后，本校取消体罚。”这个带头反对体罚的学生，顿时成了同学们心目中的“英雄”。老师们也对这个善于运用知识反对不合理现象的学生，有了深刻印象。  

　　这个学生不是别人，就是14岁的少年郑正秋。

　　可是，回到家里，小正秋的义举非但没有得到父亲的赞赏，还触怒了思想顽固封建的父亲。“小小年纪，竟敢目无师长，这还了得！混蛋！”父亲郑让卿越想越生气：当初花大钱把孩子送进育才书院，为的不过让他受些洋教育，将来做生意好和租界的洋人打交道，谁知却教出个目无尊长的“逆种”！这种书不能再让读了，还是早点让他到生意场中去磨炼好。主意已定，任凭郑正秋怎样哭诉哀求，郑让卿都不让小正秋再跨进被他视为“虎狼”的育才书院了。但即便如此，育才书院的教育，还是影响着郑正秋此后的一生。可以说，郑正秋的民主主义思想，就是从育才书院开始萌芽的。  

　　“学潮”事件过后，父亲领着14岁的小正秋来到自家开的郑洽记客栈，让他熟悉客栈业务，认识四方商贾。就像在书院是个受尊敬的好学生一样，渐渐地在客栈，小正秋也成了里外受欢迎的“少老板”。郑让卿不由暗自得意：不去书院来学经商这一着，总算走对了。

　　然而，郑让卿的如意算盘又一次落空了。1903年，上海育才学堂演出的一场新剧《张文祥刺马》，彻底地改变了郑正秋的兴趣，从此，郑正秋与戏剧艺术结下不解之缘。他再也无心经营客栈的生意，开始频繁地去接触新剧，完全沉迷在属于他的精神家园之中。

　　郑让卿不甘心看到儿子这样“堕落”下去，有意将他推向仕途，于是又花钱在湖北张之洞那里买了个“候官”的位置，逼着郑正秋立即去湖北任职。在湖北勉强耽了近两年，郑正秋深感“宦海茫茫，不可以居”，遂决定“洁身而退”，然后回到上海，从此走上他戏曲与电影的创作之路。  

　　二、逆境中展露电影创作的卓越才华  

　　目睹晚清政府腐败统治下的民不聊生，对当时流行、却落俗无聊的剧目及演员的表演也有诸多看法，郑正秋毅然投身于新剧运动。1910年，在友人夏月珊的启发下，郑正秋开始以《丽丽所戏言》、《丽丽所伶评》为题，尝试着写下自己的所思所感。他将自己的第一篇文字《丽丽所戏言》送到同盟会会员于右任主办的《民立报》，第二天他就收到了于右任的亲笔信：“正秋友：大作已经拜读，很好！很好！不日可望见报。祝贺你，剧坛奇才，一鸣惊人！”年长郑正秋12岁的于右任怎么也没想到，正是他这封发自内心、并给予高度评价的信，竟使他当了一回伯乐，为中国早期话剧事业和电影界送去一位开拓性人才。

　　在《戏言》中，郑正秋开宗明义指出“戏剧能移人性情，有俾风化”，充分肯定了戏剧的教育功能。在此基础上，《戏言》还强调了演员的文化素养和思想品德，认为人品高的，艺品也自然高。同时，《戏言》在剖析、阐述戏曲表演的基本要素，即声调、唱工、说白、做工之余，对当时主要的戏曲演员也做了一一分析评论，指出各人的表演特色、所长所短。《戏言》的发表，在当时的戏曲界引起极大反响，让许多艺人备受教益。不久，年轻的郑正秋已经成为上海滩最有名的剧评家了，之后他应于右任之邀加盟《民立报》。然而，在剧评方面取得的这些成就和声誉，并没有让郑正秋陶醉其中。相反，他渐渐萌发了改良戏剧的愿望。  

　　1911年10月，人们期盼已久的辛亥革命终于发生，郑正秋满怀着革命的激情，以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就创作了歌颂辛亥革命的长篇时事新剧《铁血鸳鸯》，这也是郑正秋创作的第一个剧本。鉴于当时剧目内容普遍存在着“迷信凶杀、因果报应”的弊病，郑正秋期望通过戏剧，实现“教化大众”的主张。然而，这种主张却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在苦闷之际，他接受了的好友张石川的邀请，开始了拍电影的尝试。

　　1913年的中国，辛亥革命已经结束，而提倡民主科学的五四运动还在酝酿当中。民主在当时还只是一句空话，老百姓并不知道自己应有的权益，妇女地位低下，买卖婚姻、包办婚姻等情况比比皆是。就连郑正秋本人的婚姻，也是父母包办的结果。有感于此，郑正秋自编自导、同时配以潮州音乐的故事片《难夫难妻》（另名《洞房花烛》）终于诞生了。电影以潮汕地区盛行的封建婚姻习俗为背景，叙述一对门当户对但却素昧平生的男女，因为没有自己的主张，由父母包办婚姻，命运受人摆布的悲剧。影片中，郑正秋遵循自己一贯的艺术主张，在批判的同时，也兼顾到娱乐性。他有意地将杂技、戏曲和新剧中的丑角表演适当地引入电影。这对当时看腻了千篇一律打打杀杀杀、滑稽无聊的西洋影戏和国产戏曲短片的上海观众来说，这部既有浓郁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同时又极具情节性、观赏性的影片，无疑如一股拂面春风，给观众带来强烈的新鲜感，并赢得一片好评。

　　《难夫难妻》是郑正秋拍摄的第一部电影，也是我国第一部国产故事片。一开始，它就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封建的婚姻制度，它不仅比胡适发表的独幕剧《终身大事》要早六年，而且内容更具深度，无疑是我国电影发展史上一块里程碑。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拍完《难夫难妻》后，郑正秋却离开了摄影棚整整近十年。但对于新剧的探索，他却从不曾中断过。期间，他还组建过新民剧社等，从自己比较熟悉的家庭伦理剧入手，创作了长篇新剧《恶家庭》。《恶家庭》演出的成功，令整个舆论转变了对新剧的态度，由否定变为肯定，由指斥变为赞扬。继新民剧社打开新剧沉寂的局面之后，一系列新剧社如雨后春笋般纷纷萌发、组建起来。中国话剧史上所称“甲寅中兴”的局面，就是这样出现的。而郑正秋，则被公认为的“甲寅中兴”第一人。  

　　但郑正秋心底下最钟情的，其实还是电影艺术创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间接地促进了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壮大，也使中国民族电影找到了发展的契机。凭借这一契机，郑正秋再次重返影坛。在张石川的建议下，他和张石川、周剑云、郑鹧鸪、任矜苹五人组建了明星电影公司。  

　　1922年2月19日，《申报》刊登了一则“明星影片有限公司”的招股启事，其中有一段话说：“将要普及到全世界的影戏潮流，问我们中国人：究竟要不要在世界的艺术上占一个位置？我们想了，我们想定了，我们承认影戏是确确乎能够代表观众心理的，确确乎能够代表新人生的真意义的。我们认定影戏是大可以补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不足的。我们并且看到，假使中国人不办，恐怕外国影戏也要蓬蓬勃勃地蔓延到全中国的。我们所以亟于起来组织这一公司，替中国人争回一点儿体面……”这则慷慨激昂、热血沸腾的启事，无异于一篇振兴中华民族电影事业的宣言。

　　明星电影公司成立后不久，郑正秋就提出拍“长篇正剧”的主张。1923年，由他亲自编导的我国第一部艺术片《孤儿救祖记》，真正地实现了郑正秋的艺术理想。该片写了两个家庭：富豪杨寿昌之子骑马摔死，杨是非不分，认恶侄杨道培为继子，又听信其馋言，将怀孕的媳妇余蔚如逐出家门。诞生于贫困农家的余蔚如之子余璞，得母亲辛勤劳作供他上学，终于成长为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一个偶然的机会，余璞奋不顾身救下了眼看就要被杨道培杀害的杨寿昌，但祖孙相遇不相识。杨道培临死前道出自己为夺财产对蔚如的诬害，至此杨寿昌翁媳、祖孙始得团圆，后余蔚如捐献出家产兴办教育。这部电影一经公映，即引起轰动，人人争相观看。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整个中国大小影院都在放映着这部电影。它不但打破了当时国外影片独占我国电影市场的局面，更掀起了国产电影创作的阵阵高潮。

　　《孤儿救祖记》主要宣扬“平民教育”在“从善惩恶”、“改良社会”方面的主导作用，从而反映了作者的资产阶级平民主义思想。影片为摆脱文明戏的桎梏，还对电影如何艺术反映生活，作了一次认真的探索与尝试。此后，郑正秋的电影创作真正进入了旺盛期。  

　　1934年的春节，上海新光大戏院上演了一部令观众疯狂、流泪、如痴如醉的影片，那就是郑正秋编剧导演、胡蝶主演的有声影片《姊妹花》，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唯一一部郑正秋导演的影片。影片主要讲述生长在贫富不同家庭中的一对孪生姐妹的不同命运遭遇。妹妹做了姨太太，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姐姐嫁给农民，过着辛劳贫困的生活。由于天灾人祸，姐姐被迫到妹妹家里为妹妹孩子当奶妈，由此引发了诸多令人心碎的情节。郑正秋在这部影片中，把创作视野延伸到社会的更深层次，立场鲜明地揭露了阶级对立、贫富悬殊、军阀混战、农民破产的社会现实。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部“替穷苦人叫屈”的影片。

　　这部轰动一时的影片当时在首轮影院连映60余天，二轮影院连映40余天，范围遍及国内18个省53个城市以及香港、东南亚，打破了远东中外一切影片上映地域、场次、观众人数、票房价值的最高记录。而在1935年参加苏联莫斯科影展时，更是得到很高的评价。半个世纪后的1982年2月25日，在意大利举办的1925～1980年中国电影回顾展时，首先拉开展览帷幕的，又是这部《姊妹花》，并备受赞誉，乃至轰动国际影坛。

　　可以说，电影《姊妹花》是郑正秋整个电影生涯的巓峰之作。  

　　从首部故事片《难夫难妻》到现实主义力作《秭妹花》，郑正秋一直都在努力摸索一条扎根于中国大地上的民族文化道路，并从中展露出他在电影创作方面的卓越才华和凛然正气。二十年代他通过《玉梨魂》、《上海一妇人》、《盲孤女》等影片，揭露、抨击了封建伦理制度的罪恶；三十年代他又以现实题材从事创作，编写了《战地小同胞》、《桃花湖》、《红泪影》等剧本；此后，他又运用长期积累的电影创作经验，带病为宣传抗日、推动爱国运动，编写了《自由之花》、《春水情波》、《姊妹花》等影片。正是这些影片，奠定了郑正秋在中国早期电影中的历史性地位。  

　　三、为后人铺路死而后已　　  

　　很难想象，身体瘦弱的郑正秋，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电影艺术家。即使是在晚年病魔缠身的情况下，他依然殚思竭虑，为中国进步电影的发展，奔走呼号，摇旗呐喊。在这期间，他发表的《如何走上前进之路》等文章，不止一次吁呼“中国电影界结成联合阵线并肩奋斗”，号召战友们共同“对中国电影正本清源，把电影从极度混乱的状态中引上一条新的前进道路”。这些文章旗帜鲜明，观点激进，曾被称为三十年代召唤进步电影的最嘹亮的进军号角。甚至在他逝世前两个月，他还在《明星月刊》上撰文指出：“电影负着时代前驱的责任……我希望中国电影界叫出‘三反主义’的口号来，做一个共同前进的目标。什么叫‘三反主义’呢？就是反帝——反资——反封建……”这就是郑正秋著名的“革命宣言”。  

　　与此同时，身为电影界前辈，郑正秋始终以发掘和培育影坛人才为己任。1922年，由郑正秋任校长的明星影戏学校宣告成立，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所以培养电影专门人才为对象的“电影学校”。这桩新鲜事顿时在上海飞快地传播，学校招生之日，有争相报名的，有围观看热闹的，贵州路、南京路等路口，人头涌动，热闹一时。郑正秋得知后，当即高兴得大笑：“中国电影大有希望，大有可为！”由于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他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这样开怀大笑了。毫无疑问，明星影戏学校的创立，不但为我国早期的演艺界培养了一大批有文化素质和技术素质的人才，也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后继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被誉为“影坛皇后”的胡蝶，正是在这个时期，由郑正秋亲自发掘并培养出来的著名演员。胡蝶一直把郑正秋视为恩师，因而当郑正秋在生命的后期，经常带病躺在担架上去片场工作时，总是胡蝶跟随左右，帮他把毛毯盖好。郑正秋去世后，胡蝶甚至买下了他的房子，自己搬进去住。睹物思人，可见这对师生的情谊有多深了！  

　　后来同样成为一代著名电影艺术家的沈西苓，在艺术上是一个勇敢的探索者，而在人际关系上的处理上，却一直被视为“怪物”和“弱者”，以至他在天一公司屡受排斥。又是郑正秋的慧眼和支持，才让他在明星公司很快成为独当一面的编导。沈西苓从此如鱼得水，不久后他编导的《十字街头》，曾和袁牧之导演的《马路天使》，被并列誉为中国左翼电影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还有郑正秋自己的儿子郑小秋，或因平日的耳濡目染，或因郑正秋有意的栽培，最终也使他走上“电影”之路。前文提到的影片《孤儿救祖记》，其中的孤儿余璞，就是由郑小秋扮演，并因其出色的演技，在一定程度帮助该片取得空前的成功。从此，郑小秋开始活跃在银幕上，并主演过多部影片，成为当时电影界颇有影响的男影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郑小秋根据电影事业发展的需要，转任科教影片的导演，也卓有成就。  

　　而在这里更值得一提的，还有另一个响亮的名字，那就是蔡楚生。蔡楚生与郑正秋，这一对同样从潮汕大地走出去的电影艺术巨匠，至今依然是潮汕人民心中最值得炫耀的骄傲！  

　　1929年，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电影界最具影响人物的郑正秋，得知他的潮阳同乡、比他小18岁的蔡楚生在上海某电影公司担任场记、临时演员期间被排斥、歧视，在倾听蔡楚生对电影的无限痴迷和追求之后，郑正秋凭着敏锐的观察力，一眼窥出这个小同乡潜藏着的横溢才华，立即收下这个“一无学历、二无资历、三缺乏电影基本功的野小子”为学生，并从此带在身边跟班学习和实践。在郑正秋的悉心调教下，蔡楚生开始学拍电影。不久，郑正秋又顶住公司总经理张石川的极力反对，聘蔡楚生为助理导演、副导演、美工师，还协助他拍摄了《战地小同胞》、《桃花湖》、《红泪影》等6部影片。1935年2月，在苏联莫斯科举办了的电影展览会上，中国选去的8部影片中，就有郑正秋的《姐妹花》、和蔡楚生的《渔光曲》。《姐妹花》在会上被誉为一部“成功的影片”，而《渔光曲》则获得展览会的“荣誉奖”，成为我国电影史上第一部获得国际荣誉的影片。学生超过先生啦!当郑正秋得知这个消息后，非但没有妒忌，反而高兴异常，并立即把这一喜讯告知蔡楚生，为他的这一成功深深庆贺。蔡楚生十分感谢老师昔日的栽培之恩，并热切期望着有朝一天能与老师联袂拍片。

　　然而，1935年7月16日，由于长期病魔的折磨，加上拍电影的过度劳累，郑正秋，这位热烈的民主主义、爱国主义者、卓越的戏剧家、进步的社会活动家，过早地闭上了他睿智、也过于疲惫的双眼，年仅47岁。在他的追悼会上，上海三十多个团体、二千多人参加，人们久久吟唱着“手创巨业，既勤且忠；服人以德，万众推崇”的颂歌，以此痛悼一代电影宗师的逝去。左翼电影领导人、著名作家田汉特地从南京给追悼会送来一副亲笔题写的挽联：“早岁代民鸣，每弦管繁急，议论风生，胸中常有兴亡感；谁人抒国难，正火热水深，老成凋谢，身后惟留兰桂香。”出殡那天，送殡的车队所到之处，那众夹道，万人空巷，胡蝶、蔡楚生等一班电影界名人，亲扶郑正秋灵枢，并一直送到上海“潮州八邑山庄（旅沪潮人亡故安葬墓地）安葬。

　　郑正秋一生积极向上，勤奋努力，在他短暂的生命历程中，他创作编导的电影竟过50部之多。他为中国早期电影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不但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电影“第一人”，也是堪称“中国电影之父”！郑正秋虽然过早地离开了他所钟爱的电影事业，却如一颗划过天际的彗星，在中国的电影星空上，留下一束灿亮而永恒的光芒！　　

　　郑正秋代表作：  

　　编导影片： 《难夫难妻》 、《一个小工人》 、《战地小同胞》、《自由之花》、《姊妹花》 、《再生花》 、《女儿经》。  

　　电影剧作 ：《滑稽大王游华记》： 《孤儿救祖记》 、《玉梨魂》、《新西游记》、《恨海》。  

　　导演影片： 《梅花落》（上中下）《白云塔》（上集） 《白云塔》（下集）《热血忠魂》。  

　　郑正秋大事年表：  

　　1888年12月24日：出生于上海一个潮籍的富商之家；

　　1902年：肄业于上海育才公学；

　　1910年：开始在《民立报》发表剧评、涉足戏剧；

　　1913年：开始电影创作，编导了我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

　　1915年：创办新民剧社、大中华剧社，从事新剧活动；

　　1922年：与张石川等人创办明星影片公司及明星影戏学校；

　　1923年：编导我国第一部长篇故事片《孤儿救祖记》；

　　1932年：在上海加入中国电影文化协会；

　　1934年：编导故事《秭妹花》，创作达到巅峰；

　　1935年7月1日：在上海病逝，享年47岁。